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
作者：陈 兵
（041412 13刘心瑞转）
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最早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大师之一。近年他又努力开辟媒介管理学研究的疆域，获得了学界认可，《媒介管理学》、《媒介战略管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以14部著作和近百篇论文为我国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传播学研究体系，摒弃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是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典范。邵培仁在传播学、媒介管理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其在我国当代传播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邵培仁的传播之旅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虽已被传播学新鲜的理论吸引，但接触较多的还是新闻学研究。198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那年，邵培仁在复旦大学读书，和同学戴元光、龚炜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交锋，争论最多的课题就是刚引进我国大陆不久的传播学。他们在争论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写一本传播学研究的专著。这部书稿的初稿在1986年底完成。1987年，作为试用教材，印成《传播学概要》，试用后反响很好。1988年正式出版，这便是被传播学界认定为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此书首次印刷5000册，很快销售完毕，这给邵培仁带来了成功的喜悦，并开始将传播学定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以今日眼光评判，此书有的理论阐述也许还有一些缺陷，但它作为国内首创性的第一部重要成果，特别是其中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严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翔实的叙论文字，不仅显示出新—代学者的进取精神，而且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路经与话语。《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后多次重印，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许多高校新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选用教材，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在1992年先后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教材）二等奖。
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取得第一役的胜利后，邵培仁专心投入撰写和主编我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系列书籍《当代传播学丛书》。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主编国内第一套传播学丛书，难度很大。《当代传播学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包括五部著作，皆由邵培仁撰写和主编。以至于在很多年以后，邵培仁在提起他的研究历程总不忘提及这套丛书。诚然，这套丛书是邵培仁的学术成果代表之一，也是早期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邵培仁主编的于1990年出版的《经济传播学》一书是丛书中的第一本，也是国内第一部经济传播学专著。他在此书的编撰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以传播学为母体，糅合、融汇了近10门学科的理论知识，系统研究了经济传播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探讨了经济传播活动中传者与受者、信息与媒介、系统与控制等各种因素之间频繁、复杂的互动和变量关系。书中尤其对经济传播控制和经济传播效果测定的研究非常出彩。书中材料丰富翔实，论述非常严密，是当年出版的传播学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光明日报》刊登评论认为，本书的研究有三大突破，即研究体系、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的突破。《金融时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报刊刊载了多篇书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夏文蓉在《评邵培仁的<经济传播学>》一文中认为：该书具有学术上的前导性和预示性。它引导我们由社会的表层形貌进入深层结构，由经济传播的现时状态透视未来趋势，进而展开丰富而合理的预示性想象和推理，这使本书的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其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了延伸和跨跃的可能。”
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是我国大陆第一部政治传播学专著。该书从阐述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入手，全景式地展示了政治传播学的构成、历史、现状和趋势，论述了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责编杨杰评价此书：“笔到之处，尽是文采。”《政治传播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完美呈现。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后来也成为邵培仁的一个重要思想。邵培仁在论述上的勇敢极为人称道，这表现出其极大的学术勇气。该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成功之处是：以人学作为政治传播的理论基础，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观点统摄各个研究层面，准确阐发了“要探讨政治传播学必先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并发展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前提。
1992年邵培仁相继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均为国内首部专著的《教育传播学》和《艺术传播学》。前者从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和分析了教育传播学的对象与范围，以及教育传播过程中诸要素的特点与规律，从８个方面提出了500多条行之有效的合理化建议与对策。当时就有人认为此书具有“立足本土的崭新观念”、“别开生面的研究结构”、“独具匠心的研究模式”。后者从艺术传播的总体论、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受体论的理论构架落笔，系统全面分析了艺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论题。这种对艺术传播从理论上进行立体式全景式的展示在当时还不多见，在邵培仁的众多著作中，别具一格。
1992年邵培仁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初，作为人才引进从江苏来到了原杭州大学工作，先后任杭州大学新闻研究室主任和新闻与传播学系副系主任。地域的转变更加拓宽了学术的视野。1995年初，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丛书中的最后一本专著《新闻传播学》，这又是国内首部专著。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邵培仁此时就已经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媒介经营管理的基本思想，并研究了媒介经营的困境和出路。他把此时的中国媒介经营称为“带着镣铐的舞蹈”，认为新闻媒介的经营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趋势不可逆转。在当时能够理性剖析媒介经营管理的思想是需要创新精神的。这为他日后在媒介管理学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埋下了伏笔。
这些专著的出版，不但提高了邵培仁在国内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这些填补了传播学研究空白的成果，吸引了大批学人的眼光，也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进程，在国内引起了一股股传播学研究的热潮。
潮起正是扬帆时，媒介全球化、地区传媒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此时的邵培仁教授，纲举目张，锋利的触角开始重点关注媒介全球化和传播批判的研究，并在国内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的确，没有批判的传播学，不是完整能够意义上的传播学。现在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中国传播走向世界”的宏伟战略。
邵培仁在论文中说道，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朵血玫瑰”，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失时机地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具有“不可低估的风险，有时甚至会演变成一场灾难”。而对发达国家，他把经济全球化比喻为“一只掺了黄沙的香馍馍”。结论则是“经济全球化是在科技革命引起的世界性的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世界性的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这些深刻的论断就是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也很少看到。面对媒介全球化的强劲挑战，邵培仁认为，中国媒介虽然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劣势也十分明显，并且大多数媒介对将要遇到的挑战都准备不足。目前，中国媒介除了要主动地参与、融入媒介全球化的进程，还必须采取一些对策或措施应对媒介全球化的挑战。因此，针对中国国情，他提出在目前条件下，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媒介特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这是中国参与媒介全球化竞争的“战略决策”。他设想中国传媒应“与跨国传媒集团开展多方位的合作，充分引进、学习、消化其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借助其经验和渠道使我国媒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同时，积极尝试“管理体制创新，拓展我国传媒业未来发展空间”，努力实现媒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无缝”接轨。在《跨国传媒集团入粤的思索》一文中，他认为“尽管在一些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传媒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有相当多值得我国传媒业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囫囵吞枣、邯郸学步”。面对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的浪潮给大众传媒带来的巨大撞击和震撼，1999年邵培仁教授出版了《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一书，被认为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佳作”。书中对大众传媒的角色与功能，将会在知识经济时代发生怎样的变革与迁移做了全景式的勘探。他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论述了大众传媒应如何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日益紧迫的现实问题。如对大众传媒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生活研究就很有新意。他认为，新闻传媒“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作用物”，“社会文化又对新闻传媒产生作用，影响传媒的文化品格，进而影响受众的文化人格。”此书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优秀图书奖。
邵培仁经过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的信息化发展情况后，指出“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一轮赛跑中，南北方国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赛跑的结果也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因此在消除数字鸿沟的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应该“树立正确的观念，加强政策的落实，理性消除数字鸿沟”；应该“大力借鉴国际通行的政策，参考他国成功举措，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应该“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为缩小和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工作，并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斗争。”
面对流媒体技术的出现使音频文件在网络媒体中的顺利传播成为现实，邵培仁开始密切关注网络媒体对广播、电视媒体的直接竞争，深入分析流媒体带给网络媒体的新变化、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挑战、生存机会，并提出了传统媒体的生存对策。如果就此认为他是一个对传统媒体有着偏爱的守旧主义者，那就错了，实际上，他是传媒改革的急先锋。我们不应该以牺牲传统媒体的代价发展新媒体，事实证明也是不可行的。对于电视，他表示现在“它的霸主地位正在受到计算机的挑战”，流媒体时代的电视革命性应变已经箭在弦上。邵培仁从舆论、物质、知识、干扰、流通和语言六个方面揭示了现实中限制表达自由的各种隐性因素，说明现实传播活动中，除了政府控制、法律限权等显性因素外，还有很多妨碍表达自由的阻力，并据此试析解决的途径。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在争取自由的法律赋权，反对政府或集团控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忘记它们。把表达自由之路上的伏击一个个找出并填埋，才能避免跌入陷阱而使自由成为永远的‘彼岸’。”
但是，也许他更为关心的是目前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在一片叫好声中，他的声音却表现得非常冷静。他认为在中国报业集团和媒介集团的改革中存在着很多困境和悖论，科学、合理地解决中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的各种似乎矛盾、对立的难题，才是当下中国新闻媒介产业改革的重点。如：报业集团的规模究竟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大应该大到什么程度，小又可以最低小到什么样的规模？他从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指出“报业集团的规模有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认为“世界上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一国的报业集团大到全国只有一个报业集团控制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一国国内没有报业集团，而完全是市场作用的局面。”又如：目前的集团化到底是个体理性还是群体非理性的追问也是国内鲜见的思考。在中国的报业集团改革中，“一定要注意防范这种本来是个体的理性行为，合成后却变成群体的非理性结果的改革行为”。
邵培仁教授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开拓创新、迎难而上的精神，以及他在我国传播学建设中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风范，将会被永远记录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史上。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衷心的祝愿邵培仁教授为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继续作出突出的贡献。
